三是把握好政策性金融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而互联网平台可以利用长尾效应触达海量客户，同时还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营销或管理风险。再如，第十五条【嵌套销售】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得在支付页面中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作为支付选项，以默认开通、一键开通等方式销售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

最近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金融产品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是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利用金融大数据分析能提供精准营销进而改善客户体验的原理在于，用较低的成本识别出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并快速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是互联网平台的优势。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是为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稳定，制定《管理办法》的目的就是要维持金融市场有效、稳健的运行。但金融与互联网平台的良性合作才刚刚开始，反映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较弱的两个主要矛盾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普通老百姓投资难，这里同时涉及触达和风控的问题。对于普适性的金融产品，可以设定一些标准的营销方案甚至表述语言，防止平台层面的道德风险问题。

过去互联网平台参与金融活动，既取得了好的成绩，也造成了不少问题，而制定监管规则时就应该发扬成绩、消除问题，而不是一刀切式地消灭创新。所以，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是否符合金融逻辑、满足监管要求，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设计、销售和风控的主体责任要留在金融机构。政府还公布了切尔文券和金卢布的法定比价。

但是，巴黎公社经济法令中存在严重失误，没有按照《共产党宣言》对法兰西银行实施没收，建立革命金融体系。五、密码朋克运动和加密数字货币模式 1980年代，朋克意味着反抗，催生了稀奇古怪的发型、纹身、皮草服装、致幻剂和硬核音乐。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包含金融创新的邮章货币模式，也是一种类型的革命金融试验。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建之后，在统一货币发行权，确立银元本位，实施苏区纸币发行准备金制度，维护苏维埃货币法定地位和币值稳定，发展储蓄和信贷业务，支持信用合作社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试验。

纸币只有每月被戳记，像保险卡一样，在邮局购买邮票，才能保持其价值。当然，邮票的费用可以固定在任何适当的数字上。

这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金融提供了理论依据。[7]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4年12月。新政权首先对俄国国家银行、国家纸币储备发行厂和彼得格勒造币厂实行武装监督。在1925年发行面额为三卢布和五卢布的苏联纸币以后，政府即宣布停止发行苏维埃卢布纸币并进行收兑。

[7] 四、格塞尔 邮章货币 模式 [8] 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人，经商于南美阿根廷。进入 朱嘉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革命金融 数字货币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

对货币的需求主要用于向红军战士发放军饷，向他们的家庭发放补贴，以及向工人和职员发放工资。币制虽然比较混乱，但这种渐进过渡式的改革却能减少币制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动荡，实现了对多年通货膨胀之积弊的冷处理、缓慢消化和分散吸收。

1917年12月，新政权颁布法令，除了债券之外，还允许沙皇政权时期发行的有价证券流通，进而 自由债券也被认定为合法货币。巴黎公社成立之后，通过了包括政教分离和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社会法案，在经济方面实行限制和剥夺资本主义企业，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禁止高利贷重利盘剥等法令。

除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革命金融之外，格塞尔邮章货币模式和当下方兴未艾的密码朋克运动和加密数字货币模式，因为希望改变，甚至挑战现存不合理的金融货币体系，也可以被归纳为广义的革命金融。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至1924年年底，切尔文券和国库券已经成功的成为了稳定通货，苏维埃纸币几乎完全被排挤出流通市场。至此，货币改革基本完成。1927年三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至于苏维埃纸币，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政府通过多次实行以新版卢布兑换旧版卢布，回收了大量旧货币，全面的消除了通货膨胀。

同月，新政权宣布废除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的所有外债和内债。中国的革命金融则发生于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长达20余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财富资源，当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时，可以迅速建立国家货币金融制度，避免了俄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的货币金融秩序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它对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构成了某种挑战，为民众带来利益。巴黎公社起义前的法兰西银行，虽然是一家私人银行，却担负着国家银行职能，拥有各种资产30亿法郎，其中10亿法郎是现金。

中国 革命金融 模式存在如下特征： （1）革命根据地货币发源于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但过去维持金融稳定最主要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好的金融监管，而是政府兜底，有问题政府兜底，从而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

三是早期的数字金融主要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所开发的一些业务，移动支付也好，大科技行贷也好，线上投资也好，包括一些数字保险，基本上都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我们在过去曾经用世界银行的底层数据构建了一个金融抑制指数。我们构建了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是从0-1，0表明是完全是市场经济，1是表明完全由政府决定。很多投资者需要找相对来说回报高一些的产品，这个时候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理解投资回报高，往往也伴随着风险比较高。

改革开放前30年，总体金融体系还是非常有效，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我们的GDP年均增长9.8%，金融体系非常稳定。提问3：有消息称，央行向外界官宣从12月15日开始下调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0.5%，当然这不含已经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元，这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反响，您认为这次央行降准的真正原因有哪些？您觉得未来的银行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黄益平：银行往哪个方向发展现在不太好讨论，我觉得银行的核心业务还是做存贷款。

金融抑制指数是斯坦福大学前教授麦金农提出来的概念，他讲的就是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表现。有很多业务模式需要进一步地创新，才能适应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创新的要求。

我们现在看到监管部门都在努力构建新的监管框架，我个人的判断是数字金融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我称之为三个大的变化： 一是过去没有太多的监管，野蛮生长，现在要进入监管全覆盖。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当中来，使得我们过去很难铺开的一些金融服务现在成功地铺开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支付，现在每个人都在用，过去大家都用不了。

我们的银行系统非常庞大，国家4家最大的银行在全世界也是排在头4名，规模确实非常庞大。高速增长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处，但确实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能永远这样靠政府兜底来化解，兜住金融体系出现的风险。我们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度，是每年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政策的会议，基本上是为第二年的经济政策定一个调子。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

短期来看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除了我刚才讲的大的经济转型以外，还有其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国际市场的变化、疫情的冲击等等。包括现在看到的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特别是用数字技术来支持信用风险评估，来支持对企业的融资。

在过去40多年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也就是说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程度，从1980年的1下降到了2018年的0.6，说明过去40年中国在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因为供给受到冲击，需求也收缩，预期不好，所以货币政策的工作就是稳定宏观经济，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适当地放松来稳定经济增长。

过去中国的数据，在2007年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是3.5，现在大概已经接近7，就是翻了一番。纵观40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我们建立了这样一套庞大的体系，可以看到过去改革的效果是不错的，但在这中间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碰到很多新的挑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